无异于守株待兔,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之十八

任何时候人与命运的交相抗争都是一场持久的战斗。

宋杭州州学内舍生臣江遹上进

在这个战场上,有的人伤痕累累,有的人负重前行,有的人中途夭折,但也有人顺达亨通,人生得意。于是,面对百态人生,感叹时运造人。

说符上

这不无道理,我们总是处于无限的时间之中,我们面临的世界也是在时间地流转中不断变化,一些难以控制的因素和不期而遇的事件常常会使人猝不及防,即使我们富有战胜命运的信念,但时机的选择也是至关重要的,这需要的是智慧。

子列子学於壶丘子林。壶丘子林曰:子知持后,则可言持身矣。列子曰:愿闻持后。曰:顾若影,则知之。列子顾而观影,形枉则影曲,形直则影正。然则枉直随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谓持后而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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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曰:《说符》,明圣人应世之事也。圣人之应世,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以物为形,以我为影,影常随形而枉直,我常任物而屈伸,彼来则我与之来,彼往则我与之往,曩行而今止,曩坐而今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若无持操者。至於不与物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是乃所以处先也。子列子之师壶丘子林也。尝以弟子之谒而语之曰:壶子何言哉?至此则道其持后之言者。《天瑞》则着圣人之道由天而之人,故谓其不言。《说符》则言圣人之道由人而之天,故不免於有言。始也,不言而之天,盖圣人之本心;终也,言而之人,殆圣人之不得已尔。且列子之道生,知而自得,奚假於学哉?将以是垂训而为万世之师,故始终必假师资之道以为言也。与孔子不居其圣而曰好古敏以求之同意。

《列子》中有这样的故事。

关尹谓子列子曰:言美则响美,言恶则响恶,身长则影长,身短则影短。名也者,响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尔言,将有和之;慎尔行,将有随之。

鲁国有户姓施的人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好读经史,一个有志于兵法,读经史的一个儿子,求见齐侯,做了齐侯公子的老师;学兵法的一个儿子,到楚国求见楚王,楚王赏识他,让他做了军正。

解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君子慎之。

施氏的邻居孟氏,也有两个儿子,好学且有志于兵法,他们很羡慕施氏的两个儿子,就问了他们求仕的办法,也出去求职。

是故圣人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一个到了秦国,凭他的学问向秦王求职。秦王以为正值诸侯争战之时,这人让他仁义治国,这是败他之国,就命令处以宫刑赶走。

解曰:出入往来,一机也。人常昧於至微之明,必至於物成数定而后能知其为出入往来。能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者,其唯由本宗而兆变化之圣人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势,以存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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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身,稽在人。人爱我,我必爱之;人恶我,我必恶之。汤武爱天下,故王;桀纣恶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门,行不从径也。以是求利,不亦难乎?尝观之神农,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书,度诸法士贤人之言,所以存亡废兴,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另一个到了弱小的卫国,他想用兵法求得职位,卫君大怒,以为弱国依赖武力,必然会招来亡国,所以就断了他的双腿。

解曰:太易未判,万象浑沦,两仪既分,物物定位。毫厘不能紊,一二不可差。声动则响应,形生而影从。在我者,其度可拟;在人者,其稽可决。适尧舜则帝业可循,由汤武则王功可袭。神农有炎之德,得此而已;虞夏商周之书,载此而已;法士贤人之言,辩此而已。虽至圣之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一出而应物,未有不由此道以治也。孟子自谓知言,则曰: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其言闲先圣之道,亦曰: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於圣人之未生,逆知圣人之必行者,以其不外乎稽度而已。夫所谓人爱我,我必爱之,人恶我,我必恶之,圣人不以人之爱恶我而有僧爱於人也,盖曰人爱我,必以我有以爱之也;人恶我,必以我有以恶之也。

于是孟氏一家就去找施氏家算账。

严恢曰;所为问道者为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纣唯重利而轻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语也。人而无义,唯食而已,是鸡狗也。强食靡角,胜者为制,是禽兽也。为鸡狗禽兽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则危辱及之矣。

施家人说:“凡是碰上时机,就可以兴隆;失了时机,就只有失败。何况世事多变,祸福难料,什么道理,什么物事,不可能以事为事,以非为非,要知道应机则是、失机则解的道理啊!物和事,它的有用没用,并没有一定的标准。趁着时机到来,看准时机,应时而时机变道,这是智虑深浅的问题,怎么能够怪我们呢?”

解曰:庄子尝以玄珠喻黄帝之道矣。珠之为物,至圆而明,宝之至也。圆则物莫能窒,明则物无不鉴,故以得珠喻道之富。且唯得道者,万物皆备,庄子所谓有万之富也。重利以为富,终於危辱而已矣。

孟氏一家无言以对,只好回去了。

列子学射中矣,请於关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对曰:弗知也。关尹子曰:未可。退而习之。三年,又以报关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关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独射也,为国与身亦皆如之。故圣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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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曰:射者非前期而中,不可以为善射,为其不知所以中也。知其所以中,则其中在我,而甘蝇、飞卫之巧可能也。治国治身亦若是矣。能察存亡之所以然,故以道御时,常存而不亡也。如存亡之体已着,则虽察之无益矣。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时机的重要性和应用时机所需要的智慧。一味依赖时运,不知变通,就如一味仿效别人,是会招来祸患的。

列子曰:色盛者骄,力盛者奋,未可以语道也。故不班白语道矣,一本作失而况行之乎?

庄子曾这样说过:视其必然为不必然,是有智慧的。反之,视其不必然为必然,把一切寄予时运,必然是有纷争的。

解曰:色盛者骄,力盛者音,是少壮之时也,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安可以语道?至於班白,则欲虑柔而体将休焉,故可与语道而行之也。虽然,此以人之役於大化者为言耳。亦有循大化而不与化俱者,常不失其赤子之心,虽壮而不骄,虽耄而不耗,其於语道,无往而不暇矣。

《韩非子•五蠹》中有个很著名的寓言。

故自奋,则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则孤而无辅矣。贤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尽而不乱。故治国之难,在於知贤,而不在自贤。

宋国有个农民,在田里耕作,看见一只兔子飞奔过去,撞在田边的大树上,脖子折断而死。

解曰:不为事任而村者尽其力,故年老而不衰;不为谋府而智者用其谋,故智尽而不乱。虽以尧舜之聪明,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治国之难,如此而已,安以恃自贤之行为哉?

农夫拣到兔子。他希望有第二只来撞死,后来就不在干活,天天蹲在大树边等待。

宋人有为其君以玉为楮叶者,三年而成。锋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国。子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故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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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曰:刻玉为楮,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则人之智巧可以侔造化如此。然刻玉者三年而成一叶,造化之运,阳气潜回,焂然周天地,遍万物,荣枯而拆甲,雕刻众形而不为巧,且有若宋人之巧仅得食於宋国耳,况於巧不尽若宋人者哉?故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田地荒芜了,兔子也没有再得到。这个人成了整个宋国的笑料。这个宋人可以说是典型的依赖时运者。放弃主观努力,把希望寄托在偶然、碰巧的机遇之上,这样的人实在是不懂得时运变化的。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出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

我们固然不必去否认时运的存在,但有一点却是我们所必须加以注重的,那就是:时运并不是单纯的机遇和时机,能把握时运的,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良好的修养和必备的基础。

解曰:圣人之於辞受无所苟也,非其道,虽身死而不受也,宁以妻妾之奉而为之乎?以涉世,是以免於难。

对于像宋人那样的守株待兔,即使偶然得到了暂时利益,但没有投入人生的必备心态和准备,终也不免为后人耻笑。

鲁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学,其一好兵。好学者以术干齐侯,齐侯纳之,以为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悦之,以为军正。禄富其家,爵荣其亲。施氏之邻人孟氏,同有二子,所业亦同,而窘於贫。羡施氏之有,因从请进趣之方。二子以实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术干秦王。秦王曰:当今诸侯力争,所务兵食而已。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遂宫而放之。其一子之卫,以法干卫侯。卫侯曰:吾弱国也,而摄乎大国之间。大国吾事之,小国吾抚之,是求安之道。若赖兵权,灭亡可待矣。若全而归之,适於他国,为吾之患不轻矣。遂刖之,而还诸鲁。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让施氏。施氏曰:凡得时者昌,失时者亡。子道与吾同,而功与吾异,失时者也,非行之谬也。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此用与不用,无定是非也。投隙抵时,应事无方,属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术如吕尚,焉往而不穷哉?孟氏父子舍然无愠容,曰:吾知之矣,则勿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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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曰:齐之国氏,宋之向氏,其贫富之不同者,向氏不喻国氏之道也。北宫子,西门子,其造事之穷达不同者,德命之厚薄或异也。若鲁之施氏、孟氏所业既同,则非若国氏、向氏之不同道也,亦非若北宫子、西门子德命之厚薄也。齐因太公之俗,继以管晏之治;卫封自康叔武公嗣修其政,故卫多君子。而齐卫之国所务者仁义而已。楚居蛮夷,武王尝欲以敝甲观中国之政,庄王观兵於洛郊而问周鼎;秦自孝公以下,蚕食六国。秦楚之王所务者兵食而已。施氏以孟氏之所以事卫之术而事楚,干秦之法而干齐,故无适而不利。孟氏亦以干卫之术而之秦,适秦之法而干卫,则亦与施氏同功矣。奈何易置其术耶?故施氏以为其无适时之智,孟氏亦释然无愠容矣。仁义为治之德盛,故其得罪也。大兵权强国之术浅,故罪止於刖耳。虽然,投隙抵时,应事无方者属乎智,天下之事固有智之所无奈何者,则二氏之穷达是亦有命而已。而列子称其言者,盖《说符》之论不离於形名之稽度。如以物之穷达一切委之於命,则学者将趋於聚块积尘之无为而非道矣。故於此特不废适时之智。

孔子说:“南方有句话说:‘人倘若没有恒心,连巫医都做了。’这句话很好呀。”

晋文公出会,欲伐卫,公子锄仰天而笑。公问何笑。曰:臣笑邻之人有送其妻适私家者,道见桑妇,悦而与言。然顾视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窃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师而还,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易经》恒卦的文辞说:三心二意,翻云覆雨,总可能招致羞耻。这句话的意思叫无恒心的人不必去占卦罢了,因为他只能有凶,不能有吉。

解曰:人之心见,不殊远也。我之所欲,人亦欲焉;我之所知,人亦知焉。将骋己之志而不顾人之情,是亦感矣。

孔子这话也适用于那些总是寄希望于时运的人。对等待时运恩赐者,命运所给予的,常常不过是一场人生的灾难和幻梦而已。

晋国苦盗。有郄雍者,能视盗之貌,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晋侯使视盗,千百无遗一焉。晋侯大喜,告赵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国盗为尽矣,奚用多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盗,盗不尽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盗谋曰;吾所穷者郄雍也。遂共盗而残之。晋侯闻而大骇,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盗何方?文子曰:周谚有言: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且君欲无盗,莫若举贤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耻心,则何盗之为?於是用随会知政,而群盗奔秦焉。

解曰:恃伺察者得盗於既盗之后,明教化者禁盗於未萌之先。既为盗矣,仁将焉在?故郄雍之视盗,则不得其死焉。化已行矣,民斯知耻,故用随会知政,则群盗奔秦焉。夫使群盗去而奔秦,犹治水者之以邻国为壑也。以道治天下,则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羡志不存,夫孰为盗?晋国方恃伺察,故即其失而救之,使之知政耳,不遂而语诸道也。

孔子自卫反鲁,息驾乎河梁而观焉。有悬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鱼鳖弗能游,鼋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将厉之。孔子使人并涯止之,曰:此悬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鱼鳖弗能游,鼋鼉弗能居也,意者难可以济乎?丈夫不以错意,遂度而出。孔子问之曰:巧乎?有道术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对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错吾躯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复出者,以此也。孔子谓弟子曰:二三子识之。水且犹可以忠信诚身亲之,而况人乎?

解曰:忠则从水之道而不私,信则安於水而不疑,若是则其出入於水也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能入而复出也。《黄帝》篇尝言此,以为顺性命之理而然也,此以为忠信。错其躯於波流者,盖忠信即性命之理也。前篇明帝道之自然,故云性命。此篇明物理之符验,故云忠信。孔子尝语子张,谓忠信虽蛮貊之邦行矣,其言主忠信者不一矣,故於此亦俾二三子识之也。

冲虚至德真经解卷之十八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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