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形成,关于考古学研究中国古代农业

管家婆正版四不像图,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展过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活动,那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89年在当时担任所长及《考古》杂志主编职务的徐苹芳主持下组成了“文明起源课题组”。由此开始了以国家学术研究机构为主导的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中国文明起源的专题研究。该课题组在前后两年多时间内开展的一系列学术活动,使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对后来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19今晚开什么特马,1]。在21世纪初分别由中国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的《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即是在这项学术研究的推动与发展的基础上,由张光直、徐苹芳主编,并邀请一批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学者共同努力而完成的一部学术著作。 文明起源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与人类起源、食物生产起源同等重要的三大课题之一。而中国文明起源及形成的方式又是说明世界文明形成法则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以后,使得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的课题,越来越被学术界所重视。然而,受各种资料的限制,这方面的探索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进入成熟阶段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之后才成为可能。 中国考古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及其研究进展,多次地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改变了人们对中国历史及古代社会的认识。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夏鼐与苏秉琦两位大师倡导考古学研究成果阐述中国文明的起源,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震动,进而掀起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热潮,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持续至今而不断。其参与研究的学者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讨论之热烈、影响之广大,在中国学术史上都是罕见的[2]。在这股研究热潮中产生的《中国文明的形成》这一学术著作,自然倍受中外学术界的关注。 《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是在千余种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中的首部鸿篇巨制。其投入之大、参与研究者阵容之强,成果内容之系统化、应刷之完美,都是空前的。此书提出了一系列触及中国古代史研究,以及中国文明形成之特点,尤其是对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等新认识,显示出它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研究史上的重要性。此书有如下的一些特色。第一,《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的写作与研究阵容是无可挑剔的。 《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的写作与研究工作,早在1992年就已开始组织进行,参与的学者有徐苹芳、严文明、王幼平、张忠培、邵望平、张光直、卢连成、许宏、王仁湘等。其中五位主笔者是1992年以来世界上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流人物,他们的研究领域涵盖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直至唐宋元明时期,均是各个专门研究领域的学术权威。另外四位是成果叠出的中年学者。而徐苹芳、严文明、张忠培、邵望平、张光直等又都是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领域中,经过长期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各自形成系统认识而成为一种学术流派的代表。 如徐苹芳,他在1989年主持“文明起源课题组”时就明确提出,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他重视对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探索,强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方法和途径是以考古学研究为主,通过考古学的个案研究揭示文明社会产生的具体过程和细节,然后再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与特点。并通过各种方式组织、推动了文明起源研究,开创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新局面。他早在1999年提出了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及其特点的系统认识。 严文明长期致力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是主张通过全面分析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全部内涵以及有关文献的记载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代表。他早在1981年提出了“龙山时代”这一影响深远的学术概念,1987年通过对史前考古学文化分析,提出中国史前文化具有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特点以及以中原为核心的重瓣花朵式格局对早期文明发生产生重要影响的论断。1992年以后,他写成了近20篇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论文,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获得成果数量最多的一位,他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张忠培也是通过全面分析中国新石器文化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代表。他早在1990年就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龙山时代就已建立起了超出部落制的政治组织,而这种政治组织是在父权制基础上建立的。后来通过分析良渚文化的社会特点,他着重探索仰韶时代至西周时期社会阶段性变化和王权、神权的作用与地位的演变等,发表了10余篇论著,形成了有关中国文明起源及初期发展的一个系统认识,在学术界独树一帜。 邵望平早在1978年就关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她是1989年组成的“文明起源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她还是整理苏秉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的主要成员,对苏秉琦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理念有深刻的领会,并应用于其研究中。她发表过近10种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成果,其中尤以对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阶段与特点的分析,以及对海岱地区文明起源的研究,其论述尤其精辟,而且自成系统。 张光直利用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结合有关西方学术界研究世界文明起源的理论和模式,两相比较,在沟通中西方考古学研究方面,功绩卓著。他在1977年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问题,并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他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整体认识。他特别强调在中国文明形成中文化交互圈的作用,这在世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他一直主张世界上的社会科学研究形成的理论必须通过中国史的检验。他是中国大陆以外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的诸多研究者中获得的成果最丰、影响最大的学者。 由这些世界上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的一流学者合组的研究队伍,其阵容之强,称得上是空前的。由这么一个研究阵容努力钻研而写成的《中国文明的形成》这部鸿篇巨制,无疑是世界学术研究中的杰作。第二,《中国文明的形成》是数十年考古学界研究成果的结晶。 《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的内容,是迄今为止各种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研究成果中最为系统的一项,其形成的各种认识与观点是集数十年考古学界研究成果的结晶,他对一些重大学术问题,在立足于新最研究成果之上,作了清晰而详尽的阐述。 《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的主体内容由《序言》和十个章节组成。徐苹芳在《序言》的首句就指出:“本书是利用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阐述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动力及其历史进程,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开宗明义,气势磅礴。 该书论述的时间范围,从中国人的起源,一直到秦汉帝国的形成与统一,涉及中国文化与文明起源及文明社会初期发展的全过程。内容相当丰富,涉及的考古学资料及文献资料千头万绪,要从庞杂的材料中综合成文,并非易事,这正是该书长于其他各种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是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曾中断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一些特点维持发展了很长的时间,这些特点只有通盘考察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的全过程,究明相互关联的各种细节,才能够有清晰的认识并从中提炼出来。 第一章阐述的是中国早期的人类及其文化,即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古人类研究的成果,由严文明、王幼平撰写。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叙述了早更新世经中更新世至晚更新世,即约距今240万年至1.2万~1万年以前中国环境的基本情况,以及人类遗存及其文化面貌。所用笔墨不多,但说明了中国人类自距今100多万年至1万年以前就是连续进化的这一基本特征,而文化则是以中国古人类适应环境所呈现出的华北与华南两区的各自特色,并逐步演化出不同的技术类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具有上百万年的历史。同时,首次在这种大型综合性研究著作中说明了学术界对被认为距今约170万~180万年的元谋人与西侯度石器的年代等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体现了作者实事求是的学术风范。 第二章探索了农业的起源,由严文明撰写。他结合距今12000年至8000年间的全新世初期环境与气候的变化以及考古发现研究的成果,指出华北是粟作旱地农业起源的温床和发展中心,华中是以稻作为主的水田农业起源的温床和传播中心,它们分别形成了两种农业体系。同时论述了两种农业体系在聚落形态、经济生活、工艺技术、精神文化等方面的主要内涵和特征。 第一章和第二章阐述的内容,虽然主要依据考古学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但是更多的是以极其简练而又平淡的语言在诠释考古学资料。这在我国学术界是一种全新的写法,不落以往考古学家或文献历史学家撰写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窠臼,应是今后撰写中国史前史参照的样本。 第三章为《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转变》,由张忠培撰写,阐述了距今7000年至5000年这两千年间氏族社会的繁荣发展与社会开始分化的状况。这时期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在自然环境条件较为优越的地区都先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形成了不同区域特点的文化谱系,各区系之间文化特征鲜明而又互相影响,在整体上,考古学文化呈现出五彩缤纷。这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但是这个阶段的考古学资料因内容异常丰富而显得十分庞杂,各文化区系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又落差较大。所以对这部分的撰写,是较难把握的。作者却能够提纲挈领,在阐明各区系考古学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这时期各区系的经济类型、生产技术与劳动分工等问题,并探讨了社会组织的演变和信仰、宗教的变化与巫师权贵的出现等,使读者很容易掌握中国在距今7000~5000年间社会发展的特点以及如何向文明形成期的社会转变的过程。充分显示出作者的深厚学术功力。 第四章为《文明的形成——龙山时代与龙山交互作用圈》,由邵望平撰写。本章的名称表明,这至少是本书的主编及本章作者的观点: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期。作者首先从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等方面对约距今5000年至4000年的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宏观的分析,然后逐一检讨考古发现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也是中国文明起源历程较为清晰的黄河中游、海岱地区、江汉地区及环太湖地区四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以及这些地区在农业经济、手工业,尤其是冶铜业、玉器制作和建筑技术等方面的成就,并重点对山西襄汾陶寺大型遗址、山东临朐朱封木椁墓葬、湖北天门石家河与浙江余杭莫角山遗址群等一批重要遗址及城址进行了个案剖析,从而得出龙山时代早期文明的八大特点。由此论证龙山时代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期,以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龙山文化圈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基础,由多源性与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统性是中国早期文化的一大特点。作者对重要考古材料的把握与论述,纤细无遗,是迄今为止依据考古材料论述龙山时代社会的文明化程度及其特征方面最为详尽的文字。 第五章着重论述了中国文明形成中最重要的两项基本内容,即王的兴起和城邦的形成,由张光直撰写。这一章研究的历史时间段主要是龙山时代晚期与三代青铜时代之交,其研究的方式则将这时期的一些考古现象与商代社会的一些特征联系了起来。作者认为这时期的社会政治局面为万国林立,国邑之间斗争的结果是成者王,并重点探讨了王国政治权力的来源,如宗法制度、劳动力的增加与财富的增加、巫术的主要内涵与作用,以及与巫术活动有关的文字的作用、祭祀的活动、青铜器制作和巫术法器的美术特点等,据此说明中国阶级社会文明起源的程序、动力与特殊的形式。作者认为这个过程自龙山时代启端,至三代初期完成。由于张光直学跨中西,这第六章实际上是融会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和世界上其他地区文明起源研究成果,因此在这一章中提出的具有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社会特征及探索思路,是值得重视的。如万国林立时期国与国之间不断的斗争,造成财富与权力的集中,是中国古代史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探索国王对财富与权力如何集中的具体手段,是了解中国古代史的直接途径,而重点是政治权力;在政治权力的获取和增长过程中,“巫”这类人物和他们所代表的宇宙观,曾发挥很大的作用;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青铜器等美术品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代表,是由龙山时代与三代的统治阶级对巫术法器的独占而得到发展。 第五章的内容是该书阐述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这一过程的中心章节。最近20多年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被特别关注而又不易解答的一些问题,在这一章都已涉及,并且都有自己的看法。该书专辟一章,以作者独特的视角,阐述了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说明中国文明初期发展过程中的动力与机制,这是该书长于其他各种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的又一个闪亮点。 第六章为《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和三代社会》,主要从考古学角度阐述了三代文明社会的特征,以及二里头文化与夏王朝、商文明、西周文明的内涵与特点等。其中,《二里头文化与夏王朝》一节由严文明撰写,其余部分由卢连成撰写。由于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明社会初期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形成中国国家社会结构与中华文明特点的关键时期,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几乎都与这时期的文明发展有关,所以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另外,由于考古学研究对于阐明这一时期的文明史具有独特的作用,而且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所获得的丰硕成果,也需要在本章中展示,因而使第六章成为该书各章节中篇幅最重的一章。在第六章中,作者充分应用考古学研究成果,对夏商周三代文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及其特点,以及古史研究中的热点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以予明确的阐述。如对夏王朝历史和商文化起源与先周文化的探索,对二里头文化及商周都城的具体的文化内涵的阐述,对商周墓葬特点与青铜器文化所表明的当时社会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出土的甲骨文与金文资料所表明的商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的方面的说明等。第六章是准确应用考古学研究成果系统阐述夏商周三代文明社会的最新成果。 第七章为《东周社会之剧变》,由卢连成撰写,重点阐述了列国都城的兴起和列国王侯墓葬制度的“僭越”,以及铁器的出现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等。列国都城的兴起,列国王侯墓葬中的“僭越”,以及铁器的出现与运用是说明东周社会剧变这一中国文明社会初期发展过程中发生转变的最重要的现象,也是东周考古学研究长期重点探索的三大课题,已有了丰富的成果。所以,虽然第七章主要依据的并不是被引用得很多的那些文献,而主要是考古学研究成果。也正是考古学研究成果才既充分又形象生动地揭示了这个时期的社会历史特点。这应是本书在揭示中国文明社会在初期发展中出现转折这一特点的成功之笔。 第八章阐述了秦汉帝国的形成和统一,由徐苹芳撰写。作者以考古学的实证,阐述了秦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秦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并统一了中国的过程,以及汉王朝的功业。作者明确地阐明了中国文明社会初期发展的结果与最重要的成就是秦汉帝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其中对秦自甘肃东部向陕西关中地区的发展过程的论述、对秦陵园制度在芷阳秦东陵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对中国历代陵墓制度的影响等的论述,都独具创见。用万里长城和秦始皇陵的考古研究成果说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业绩,既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又要言不烦。本章作者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汉武帝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在这之后,中华民族出现了第一次大融合,这一事件的发生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是社会政治结构上的根本性的变革,即从血缘政体向地缘政体的变革等认识。作者的这一认识是在通盘把握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以及后续发展的全过程的宏观研究成果下,高屋建瓴而得出的对中国历史发展总体特点的恢宏结论。由此也可以使读者理解到:探讨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过程中政体的形态特征及其演变特点,是该书探索研究的一条主线。 第九章为《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分两部分,其中《中国文明的形成》一节由徐苹芳撰写,《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由张光直撰写。第九章是《中国文明的形成》这部鸿篇巨著的结语部分,自然也是进行该项课题研究所要解决说明问题的点睛之笔。因此,两位主编对中国文明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地位的系统认识在这一章中做了集中阐述。徐苹芳在第九章中精辟地指出了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特点: “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独立的原生文明。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是农业。与农业有关的科学技术得以发展。中国文明起源和文明社会诞生之间,经历了大约三千余年。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步发展。 商、周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繁荣时期,以宫庙为主体的城市和以玉器、青铜器为礼器的出现,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标志。中国从氏族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时,并未削弱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与政治相结合,构成了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实行血缘政治统治。祖先崇拜是牢固的血缘关系的反映,从商周以来便成为中国宗教的主要形态,而且一直影响到后世。秦始皇统一,改血缘政治为地缘政治,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这对中国历史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张光直则通过阐述中国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连续性的政治程序过程、通过中国文明与玛雅文明的比较、结合西方社会科学中关于文明起源的学说等,提出了中国文明形成的方式是世界文明形成的主要形态的看法,从而突破了百年来世界史研究的传统认识。张光直认为世界文明形成的方式可以合并为两种最主要的方式,即世界式的和西方方式的,而世界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国。中国文明形成的特征与世界上其他古文明(尤其是太平洋沿岸各区的古代文明)是一样的。因此,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他进一步指出:“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 。“任何一个原理原则,一定要通过中国史实的考验,才能说他可能有世界的通用性”。据此他预测:“如果世界上的社会科学者认准了他们的理论必需通过中国史的考验,那么拥有极其丰富史料的中国史,对社会科学贡献的潜力是难以估计的。21世纪的社会科学可能是中国的世纪。” 这些开创性的认识表明:《中国文明的形成》这部鸿篇巨制的学术意义,不仅仅对认识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特点以及中国政体形态的发展、特征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还对深入认识世界史以及社会科学原理和法则有着重要的价值。第三,《中国文明的形成》还是一部吸取最新研究成果的中国先秦史专著。 《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的内容既丰富又完整。从该书第一章至第九章的内容看,作者们主要是从阐明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初期发展的过程及其特点的角度进行的。所以,全书文字简洁,内容精炼,作者的学术思想与观点,鲜明突出。同时,主编又力求将该书打造成从考古学角度阐述中国先秦史的专著。为此,作者们在撰写前九章的同时,又采取了以下一些具有本书特色的措施。一是由许宏增补第十章。第一章至第九章的内容主要写成于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在此之后,中国考古学又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产生了一批很能说明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及其特点的新成果。如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中发现了距今大约12000年左右的稻作遗存,在湖南澧县八十垱发现了距今大约8000年前农业兴起阶段的的环壕聚落遗址,同时在湖南澧县发现了距今大约6000年前、可以说明中国城市起源的城头山城址。在四川发现了能够表明成都平原史前文化发展状况和三星堆文化渊源有关的六座城址。对河南偃师商城与郑州小双桥遗址考古研究有新收获,这些新成果可以充实商代都城的文化内涵与特征。在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了可以证实东周社会剧变的春秋时期郑国王室青铜礼乐器坑和50余座殉马坑。在江苏苏州浒墅关真山发现了春秋时期吴国国君大墓,在浙江绍兴印山发现了越国王陵,在四川成都发现了战国早期可能是古蜀国王族墓地,在广州发现了可以反映秦汉王朝统一中国的南越国宫署御苑遗址等。将这些十分重要的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新成果及时地补进该书,为考古学家撰写先秦史提供了难得而宝贵的资料。 二是由王仁湘附补中国远古至秦代的主要考古遗址一览,有100多条,弥补了前九章中对说明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有关的重要发现而不能展开详细论述的不足。 三是列出了部分陶器、玉器、青铜器图样,以便于读者阅读有关章节时对所涉及的考古学器物有所了解;同时还绘出了中国古人类遗址分布图,以说明距今100多万年以来古人类在中国境内的活动情况。 四是全书的首页刊布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世系表,使读者对中国先秦王朝的更迭及各王朝的世袭情况有比较清晰的了解。而该书的论述顺序正是按这一历史发展的过程进行的。 以上这些内容与前九章汇集一卷,使《中国文明的形成》这一鸿篇巨制成为名符其实的由考古学家依据考古学资料进行考古学研究而撰写的一部中国先秦史专著。第四,《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的制作与出版形式独具匠心。 《中国文明的形成》为小8开本,正文416页,书末有学术名词索引,便于查阅。全书铜板印刷,精装,随文附有丰富的彩色图版,达500多幅。这大量的图版照片按各章节所阐明的内容精心挑选搭配,并专门拍摄制作,有极高的观赏艺术价值。仅从这些图版照片的内容,亦可感悟到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的过程及其某些特点。这些图版照片的编排很有讲究,形式活泼,不拘一格,达到了极佳的视读效果,有些图版如商周青铜器、秦兵马俑等,以整版印制,极富震撼力。其图版制作之用心与出版形式之精致,可谓是上乘佳品。充分表现了学术价值与美术插图的完美结合,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部能够称得上图文并茂的阐述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的学术专著。 该书分别以中文和英文这两种世界上使用最多的文字出版发行,使该书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流传,成为非华语读者了解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的最重要的读本。 以上四个方面的特点表明,《中国文明的形成》这部鸿篇巨制是迄今为止开展中国文明起源和初期发展研究所取得的最高学术成就的代表。 《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的主体内容写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出版是在2004年,其时间跨度有近10年。虽然该书在第十章又增补了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些重要发现,但近期的一些重大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还是未能及时收入。如泥河湾盆地马圈沟遗址发现的距今150万年以前的石制品等文化遗存,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道路与早期宫殿址及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的新发现,安阳洹北商城,四川成都金沙商周遗址,陕西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窖藏,湖南里耶古城及秦简牍等。这是正式出版的学术研究成果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滞后于考古学新发现的遗憾。然而,由于主编与撰写《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的作者们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以及他们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出的成果,使得该书的框架、所阐述的内容,以及那些系统的认识等,就目前看,仍然是最具前瞻性的。也就是说该书的内容与观点实际上已经经历了近10年学术发展的检验。由此可以预测:由主要成员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的世界一流的学者,积数十年功力,经10多年创作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将会经得起21世纪学术发展的检验,成为21世纪进一步探索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的基础。《中国文明的形成》,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史研究上的一座丰碑。本文载《燕京学报》新二十二期,2007年。

[ 本文写作,得到袁靖博士和赵志军博士的许多帮助,他们提供了一些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并对本文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谨记。]


朱乃诚 袁 靖 赵志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距今1万多年以来,先民们在农业方面的各种发明创造,为人类文明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作业了巨大的贡献。所以,阐明、展示我国古代农业技术的各种发明与创造,既是弘扬中华古老文明与文化成就的重大学术课题,也是世界科技史、农业史与文化史、以及人类文明史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 我国的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以往从农学史的角度,研究利用古代农书和考古学资料,进行了阐述。然而,受考古发现的局限和研究的滞后,我国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的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与阐释。尤其是对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素》一书未能涉及到的先秦与史前时期这约一万年的农业技术发明创造的研究,十分薄弱。而这一万年则恰恰是探索说明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的关键时期,古代农业技术方面的许多基础性的发明创造,大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此外,伴随着考古学发现的不断突破、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往形成的有关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的一些认识,许多已经过时,需要及时更正、改写与充实;同时,伴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也需要研究者要从新的视角提出新的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便更充分地阐述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的内涵与意义。下面仅从考古学研究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的角度,提出若干问题及探索的设想,供研究者参考。

[1] 朱乃诚:《1989~1991: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历程中的重要时刻》,《东亚古物》A卷,2005年。[2] 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一、研究探索的思路 研究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就时间范围而言,是从栽培稻与栽培粟起源开始至明清时期双季连作稻的推广发展为止,即大约公元前10000以来至明清之际。 研究的内容包括: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农作物的生产、加工、贮藏等方面的各种技术的发明创造,包括各类农作物品种、各种工具与用具、各种设施与设备、各种生产经验与管理技术等;以肉食和利用畜力为目的的家畜的饲养、家畜资源的利用、畜力的开发与畜牧业的发展等方面的各种技术的发明创造,包括家畜的种类与品种,饲养家畜的设施与工具、设备与技术,畜力利用与开发的技术与配套的工具,家畜管理的技术与经验、工具与设施等。 在研究思路上可以贯穿两条主线穿插进行。 一条研究主线是以展示古代农业发展的阶段性,来全面阐述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的方方面面。这是因为古代农业的发展与古代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古代农业生产,作为古代社会的主体经济支撑着社会发展,而古代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一些农业生产制度的推行,生产力方面的发明创造又推进了古代农业的快速发展,有时还呈现出阶段性的飞跃发展。如春秋时期鲁国推行“初税亩”、汉代赵过推广“代田法”、北魏实行“均田制”等制度实施,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古代农业技术方面的各种发明创造,都是以古代社会的阶段性发展为历史背景的,各种技术的发明创造都是相对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而言的。因此,有必要以社会发展的历史线索来揭示古代农业技术方面的各种发明创造及其这种发明创造的阶段性的发展状况。如史前时期原始农业的技术发明创造、夏商周三代农业的技术发明创造、秦汉至明清时期农业的技术发明创造等。这也有利于今后以社会发展的历史线索来展示古代农业技术方面的各种发明创造及其文化成就。另一条研究主线是具体探明古代农业发展的几项核心内容的技术发明创造,如农作物栽培、家畜饲养、工具使用、天文历法及其气候科技等方面的各种技术发明创造。 这两条研究主线及其研究成果是可以互补的。 进行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项目可行性研究的途径也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以考古学研究为主,多学科合作进行,以考古学的实物遗存,即古代遗址、遗迹、遗物来阐述古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各种技术发明创造。 另一方面是整理、发掘古代文献资料及现代研究者的有关研究文献来阐述古代农业发展的各种技术发明创造,以弥补考古学实物资料的不足。 这两种研究途径的结果也可以达到互补。

二、研究课题的设想与设置

根据考古学研究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的内容,以及研究思路与途径,提出以下九个课题。

  1. 探明中国原始农业的起源及其有关的技术发明创造 学术意义 中国原始农业起源问题,是涉及到人类进行食物生产起源的重大课题,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与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同等重要的三大课题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阐述中国原始农业的起源,只能以距今5000年以前至距今7000年之间的仰韶文化的遗存给予证实。20世纪80年代以后则分别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广大区域获得了距今七八千年的农业文化遗存,说明中国原始农业起源于距今八千年前。 但依据对距今八千年农业文化遗存的分析,那时的原始农业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原始农业文化也已达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原始农业的起源阶段应该在距今八千年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最初一批栽培农作物的发生大都在距今1万年前后。另外,据对全球气候环境演变的研究,从距今1万8千年最后冰期达到最冷点之后,大约在距今1万2千年至1万年,全新世暖湿气候来临,为农作物的栽培形成了良好的气候环境条件。而近10多年来考古学探索的一系列突破,已将中国农作物栽培起源的探索目标锁定在距今1万2千年至1万年之间考古学文化遗存。所以,探索、证实距今1万2千年至1万年前后中国农作物栽培及其原始农业的起源问题,是当今中国乃至全世界农业起源研究急需解决的重大学术课题。 研究现状及问题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农业起源研究以来,目前确认的农业起源地大致有7个,即中国的南部,中国的北部、近东肥沃的新月形地带、次撒哈拉非洲、中墨西哥、中安第斯山区、美国东北部。其中中国占有两个。在国外的五个农业起源地的农业起源研究,开展较早,成果较为丰富,并形成了有关的农业起源理论。不过这些理论没有考虑中国两个农业起源地的情况。1993年以后,美国学者与中国有关研究部门及学者合作,探索距今1万年前后的栽培稻起源问题,后来中国学者自主开展这方面的探索,发现了几处与探索栽培稻起源有关的遗址,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同时,还开展了栽培粟起源的探索,也形成了一些相关成果。在这些成果之上,探索栽培稻的起源和栽培粟的起源及其有关的技术发明创造,会有很好的预期效果。这也是赶上国际上探索农业起源研究步伐、充实全世界农业起源研究成果及其理论成果的重要举措。 探明中国原始农业的起源及其有关的技术发明创造,主要涉及到旧石器时代末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考古探索及其人类文化、技术发明创造的研究,还涉及野生粮食作物与早期栽培作物的研究,更涉及到更新世末期、全新世初期的气候环境条件变化的研究。研究内容所涉及的学科有考古学、年代学、体质人类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古植物学、农学、气候学、环境学等多种学科,而且都是这些学科研究中的棘手问题。需在多学科合作下,在研究思路与理论探索、研究方法、分析科技手段、探索的地域与时间范围等多方面进行有深度与广度的探索。 2. 探明中国原始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多种农业经济结构的形成及其有关的技术发明创造与文化成就 学术意义 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中国原始农业经历了最初的兴起、初步发展、逐步达到成熟发展的过程。因为有了生产型的农业经济,人类社会开始了加速度的快速发展。在数千年里,人类社会的成就远远地超越了以往200多万年索取自然型经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总和。促使人类社会快速发展的是大量的技术发明与创造。这时期的这些发明与创造又大都与原始农业经济的发展有关。这个时期还是中国史前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这时期社会的认识,虽然可以通过考古发现研究所确认的五六十个考古学文化及其遗存,形成一个总体的认识,但对具体的社会发展道路,对不同地区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各种发明创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却相当模糊,以致于至今还没有形成一部中国史前史。所以,探明中国原始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其有关的技术发明创造与文化成就,是深刻揭示原始社会发展过程、研究中国史前史需要解决的重大学术课题。 中国文明的形成,是多方面的社会发展的结果,而其基础则是原始农业发展至成熟阶段产生的多种农业经济结构的形成,中国文明形成阶段的各种成就的产生,也是以成熟的原始农业的多种农业经济结构为依托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已持续开展了许多年,形成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对这一阶段的多种农业经济结构研究,尤其是成熟阶段的原始农业方面的各种发明创造对社会发展、文明形成的巨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的揭示。所以,探明原始农业发展至成熟阶段的多种农业经济结构的形成及其各种技术发明创造和文化成就,是研究阐释中国文明形成需要解决的重大学术课题。 研究现状及问题 中国的原始农业,主要指原始农业兴起之后到以农工具中形成翻土、中耕、收割等成套工具出现为代表的原始农业达到成熟发展阶段为止。至今的研究表明,中国原始农业发展过程的时间段,大体是距今八千年前到距今五千年或四千年前后。在这个时期内,由于原始农业的兴起,食物来源逐步有了保证,人类社会文化快速发展。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基础性的发明创造都诞生于这一时期。目前对这一时期的人类文化等各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考古学研究,并在考古学研究基础上开展农业、手工业、文化、艺术等的研究。所以,探明中国原始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其有关的技术发明创造与文化成就,首先是考古学研究,应用考古学研究的成果来充分揭示原始农业各个发展阶段的各种技术发明创造与文化成就。 因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原始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其有关的技术发明创造与文化成就的研究成果,已积累了相当一部分,既有已发现的丰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主,也有日本、美国等学者的专题研究成果。既有宏观上阐述原始农业的成就,也有分区域研究原始农业的发展状态。因为有这些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再做进一步的发掘,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有望对原始农业发展过程及其有关的技术发明创造的研究形成一个系统的认识与成果。 按现有的研究基础,目前开展这方面研究,需要系统地梳理距今八千多年至五千年或四千年前后的说明原始农业发展及其技术发明创造与文化成就的各种考古学文化遗存,不足的方面还应组织力量进行考古发掘探索研究,还要对有些考古学遗存进行模拟实验研究,以便对有关问题进行实证,还要进行有关的理论探索,以便说明原始农业发展阶段的形成,以及技术发明创造的基础与这些发明创造带来的相应的文化成就。 原始农业发展至成熟阶段的多种农业经济结构的形成及其技术发明创造与文化成就,在近20多年来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得到了深入的探索。在这种探索中开始认识到在距今四五千年时期,原始农业发展的最主要特征,一是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出现了成套农工具,尤其是出现犁;二是这时期开始出现多种农业经济,尤其是在中原地区较为明显。这些研究新成果,为探索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技术发明创造奠定了基础,明确了方向。 距今四五千年之间的农业发展状况,主体上属原始农业成熟发展阶段。从社会发展内容上分析,这一时期,因农业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文化成就,文明因素大量出现并快速发展,最终导致了文明社会的形成。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是人类社会发展最敏感的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文明因素,对社会由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状态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距今四五千年间,中国社会进入大发展时期,社会阶层与族群处于大动荡、大改组,其依托的是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多种农业经济的形成。各种发明创造层出不穷。古代文献也传说这时有多种发明创造,而考古发掘发现的各种发明创造更是数不胜数。因此,探明这时期的农业技术发明创造,既要加强对古代文献的研究,更要深入研究考古学文化遗存,研究各种遗迹遗物所反映的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及其文化成就。目前,对这时期的遗址的发掘,完整揭露的很少,因此,既要进行宏观角度的考古学研究,以揭示文明形成时期各方面的农业技术发明创造,还要进行全方位的个案研究,即全面揭露多个保存较好、能够说明问题的遗址,并对各个遗址的各种现象,各种出土信息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全方位研究,以便准确地认识多种农业经济形成的内涵及其农业技术发明创造,以及这些发明创造所造就的文化成就和对文明社会形成的巨大推动作用。分析多种农业经济结构的形成及其相关的生产方式与手段,是探索解决这一课题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3. 探明夏商周三代农业的发展及其有关的技术发明创造与农业文化成就 学术意义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是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逐步发展至顶盛的重要时期,其发展的基础是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奴隶制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封建社会制度的萌芽,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这时期的各种农业工具的出现,多种农业经济的发展,初期耕作制度的形成,既是反映三代社会发展的特点之一,又是说明正是由于农业经济基础的发展,为三代社会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东周时期科技、文化、艺术的空前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经济条件。 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这时期农业技术发明创造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以往的研究集中在对青铜工具的使用与否,铁农具的出现与种类等表明农业工具发展阶段性变化的指示品方面,以及根据文献记载探索“井田制”的形式与农作物的品种、六畜、养蚕、酿酒等,缺乏整体上阐明夏、商、周各个时期农业技术发明创造方面的重要突破,尤其对耕作的管理,各种农作物的种植、各种家畜的饲养和开发利用及其相关的技术发明创造等,都尚待开展深入的探索,以便充分地阐述夏商周三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与背景。所以,探明夏商周三代反映农业经济发展的各种技术发明创造和文化成就,是研究阐明夏商周三代社会发展、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繁荣发展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学术课题。 研究现状及问题 夏商周三代的农业,以往曾开展过探讨,也明确过这时期的一些农业技术发明创造,但大多散见于各种考古学研究报告、夏商生活史研究专著、甲骨文研究和出土文物研究中,以及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的研究有一定的基础,但没有系统的整理与深入的探索。 已发现的夏商周三代的许多不同质地的文物说明这时期有许多农业技术发明创造,而发现的商代甲骨文、商周青铜器铭文,以及东周时期的竹简、帛书等出土文献资料也在说明这时期农业技术的发明创造。 所有这些都说明,目前研究夏商周三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主要从三个途径进行,即对古文献记述的分析、出土文物(包括农作物与家畜动物遗存)的研究、出土文献资料的研究。而可以获得突破的则需要选择重要的农业聚落址进行全面发掘,以获取一个农业聚落址中完整的系统的资料。而难度最大的则是对夏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的研究,这主要因为夏代的历史尚待彻底的证实解决。此外,如何分析这时期在农业耕作制度方面的发明创造,多种农业经济结构变化发展情况,也是难点很大的学术问题。总之,探明夏商周三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及其农业文化成就需要考古学、历史学、甲骨铭刻古文字学、家畜史、农作物史、科技史等多方面学者共同参与才能够探索解决。4. 探明中国古代精耕细作农业经济的形成与快速发展的技术发明创造与农业文化成就 学术意义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执行着重农抑商、以农为本的国策。秦汉至明清期间,历代统治者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与制度,尤其是在宋代以后对农业生产空前重视。在精耕细作的方式、工具发明、引进品种、多种经营、开发可耕地、家畜改良等各个方面都有着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致使两千多年里,农业经济、尤其是农业物的单位产量不断提高,有力地支撑着封建社会的持续发展。 以往,学术界对秦汉至明清时期农业经济问题已做过一些研究,但对农业技术发明创造及其文化成就的阐述、发掘不够,尤其是这些发明创造对推动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支持封建社会持续两千年发展的作用,尚待进行深入的探索与揭示。所以,探明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技术发明创造与文化成就,是阐明中国中央集权形成之后封建社会持续发展的重大学术课题。 研究现状及问题 秦汉至明清时期的一系列的农业技术发明创造,主要是围绕着精耕细作提高单位产量、扩大耕地面积、推行新的耕作管理制度为中心而展开的。如汉代劝民农桑、兴修水利、贮备粮荒、西域屯田、轻徭薄赋、铁农具普及于各种农业生产环节、犁革新、耧车和提水工具创造、推广代田法、施肥创新、温室种植、品种优化、新品种引入、家畜饲养规模化,等等。农业生产与管理、粮食储藏与运输,以及家畜等农副新产品开发方面的技术发明创造,在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数不胜数。 以往依据文献并结合考古学研究成果,开展较多的探讨,形成的许多认识可见于已成书的《中国农学史》、《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中国古代土壤分类和土地利用》等,有较好的基础,但缺乏系统的大型成果,而在实物方面还需考古学研究的进一步发现论证。 研究这时期的农业技术发明创造最大的难度,是发明创造内容丰盈,需要系统梳理,并需要组织较多人员分头进行研究整理。而研究途径从考古学、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历史学、科技史、农史研究为主。而研究的难点和问题,则是如何从考古学方面证实文献的有关农业技术发明创造的记述。预计今后这方面的考古发现研究成果,将对文献记载的某种农业技术发明创造提早数百年,或是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填补空白。5. 探明古代农作物栽培的起源与品种的发展 学术意义 中国的农作物,种类繁多,如水稻、粟、黍、小麦、大豆、玉米、棉花、烟草、茶、各种油料作物、各种麻类作物、甘蔗,还有各种果树、蔬菜、花卉等。有些是在中国境内本地起源的,有些是从境外引进的。本地起源的农作物,需要探明最初是在何地何种环境条件、文化背景下起源的。栽培作物的起源,本身即是一项重大的发明创造,与栽培作物起源有关的,还有许多文化方面的发明创造。从境外引进的农作物,也存在着如何引进,如何进行品种改良等许多方面的技术发明创造问题。农作物栽培起源之后,还涉及到不断地进行改良育种等方面的技术发明创造问题。正是农作物本身品种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经济的效果,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目前,对各种农作物栽培的起源与品种的发展研究,较为薄弱,应用新的科技手段,更新考古学研究、农作物栽培史研究的方式,开展深入的探索,探明各种农作物栽培的起源与品种的发展,是当前阐释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古代农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学术课题。 研究现状及问题 探明古代农业各种栽培作物的栽培起源,主要是探索中国古代先民培育起源的各种农作物,如稻谷、粟和黍,以及大豆、山药、芋头、莲耦、菱角、荸荠、慈菇、萝卜、大白菜等,其中以稻、粟、黍和大豆的经济作用最大,是探索研究的重点。 对栽培作物的起源研究,在栽培作物的考古发现方面已有一定的积累,如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大量农作物籽粒遗存、还发现了距今10000前后的线索;在分析手段方面已掌握了除淀粉颗粒分析手段之外的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各种现代科技分析手段,如高倍显微镜分析植物遗骸,孢粉分析方法、植硅石分析方法研究植物微小物质等。 目前的研究可以说明稻、粟、黍是中国古代先民培育起源,但起源于何时、何地、何种环境条件,尚待探索,并且是探索难点之一。其他这些作物,也需要探寻充分的考古学证据说明就是中国古代先民培育起源的。 探明古代农作物栽培的品种的发展,既要探明原本是中国古代先民自己培育起源的农作物品种的发展,还要探明从境外引进的农作物,如玉米、蕃薯等高产量的经济作物的引进时间及其品种发展。 在品种发展研究方面,已发现了一些植物实物遗存以说明农作物品种的发展,但十分有限。以往,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的还是依据文献记载的分析。研究古代农作物的起源与品种的发展,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各种农作物的籽粒或实物遗存、通过研究籽粒或实物的形态特征及其变化,来探索说明其培育农作物的起源与品种发展。古代农作物籽粒及实物的发现,是十分困难的,首先要有科学的考古发掘,从发掘的各类出土物中寻找农作物籽粒和实物,然后对发现的农业物籽粒和实物,应用各种现代科技分析手段进行研究,还需要开发引进新的科技分析手段。 如何发现古代农作物的籽粒及实物遗存,如何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去分析、研究发现的古代农作物籽粒及实物遗存,是实施这一课题最大的技术难点和问题。 今后在这方面的探索,如能加强发现与分析研究手段的应用,将会取得重要的突破。6. 探明古代农业经济的各种家畜的起源、饲养发展、畜力的利力与开发及其发展 学术意义 家畜,是中国古代农业的副产品,但它是构成古代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家畜种类,主要有猪、狗、牛、羊、马、禽类等。这些家畜,有的作为肉食动物而饲养,有的作为畜力利用而饲养,也有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是作为肉食目的而饲养,还是作为畜力开发而驯养,家畜的饲养,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家畜的起源,本身即是一项重要的发明创造,而畜力的利用与开发,更是人类社会的重大发明与创造。 探明古代农业经济的各种家畜的起源与饲养发展,主要涉及到狗、猪、牛、羊、马、鸡的家养起源与饲养发展;而畜力的利用与开发则主要涉及到牛、马以及狗的利用与开发。目前,对古代家畜的起源、各种畜力的利用与开发的研究,较为薄弱,需要应用新的科技手段,更新考古学研究、家畜史研究的方式,开展深入的探索。所以,探明各种家畜的起源、畜力的利用与开发,是当前阐释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古代农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学术课题。 研究现状及问题 中国古代家畜的起源,如猪、狗、牛、羊、马、鸡等家畜的起源,已开展多年,其中对家猪起源的研究已有多种成果,对牛的家养起源也已展开,形成了专题论文,对羊、马、鸡的家养起源已形成初步的认识。对家畜饲养的发展、畜力的利用与开发也有专题论文。如《古代中国马匹利用的历史》、《养牛史话》,《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牛种的记载》、《从甲骨文材料中看商代的养牛业》、《寒羊来源初探》、《我国古代养羊技术成就史略》、《我国猪的起源和驯化》、《出土文物所见我国家猪品种的形成和发展》,《我国养猪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成就》、《我国家禽的起源和驯化历史》、《中国鸡种的历史研究》。此外还有大量古文献记载,如宋代《农书·牛说》、明代的《马书》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在分析动物骨骼特征方面已应用多种现代科技方法与手段,如一些发达国家已开展了应用DNA技术进行古代动物的种属研究,对考古学现象的分析也趋于客观、合理,多角度展开。由于这个课题的研究对象明确、方法多样,已形成一批研究学者,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思路与基础,尤其是今后DNA技术的应用,预期研究成果将有重要的突破,有望形成系列研究成果。家畜起源的研究涉及的技术难点和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涉及家畜骨骼的考古发现,另一方面涉及到对早期家畜骨骼的家养特征鉴定和同类野生动物骨骼的鉴定对比分析。而家畜饲养发展的研究涉及的技术难点和问题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家畜骨骼的发现与特征的鉴定分析,包括应用DNA技术的鉴定分析;另一方面是分析与家畜饲养发展有关的反映饲养技术发展的考古学遗存与古文献记录。畜力的利用与开发的研究涉及到的技术难点与问题,主要的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牛、马畜力利用与开发的动物骨骼特征的发现与鉴定,另一方面是与说明牛、马畜力的利用与开发有关的古代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此外,还涉及到古代文献的记载及对其的分析研究。以上这些难点和问题,主要与考古学研究、动物考古学研究、古文献研究有关。在考古学研究与动物考古学研究中需更多地应用包括DNA技术在内的现代科技方法去发现、鉴定、分析。7. 探明古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各种农工具的产生、演变及其发展学术意义 农业工具是一种生产力。农业的起源与发展,离不开工具发明、使用与发展。在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的每一次大幅度的发展,都与工具的发展及改良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石耜的出现,石犁的出现、金属工具的使用、灌溉工具的使用、铁犁铧的发明、耧车的发明等,为农业的大发展提供了条件。在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中,农具方面的技术发明创造是最丰富的。所以,探明古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农工具的产生、演变及其发展是直接阐明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的重大学术课题。 研究的现状及问题 80多年来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成果,已发现了成千上万的农工具,以及反映农工具使用的各种文物资料,对农具研究也形成了大量的成果。目前大体可将古代农工具按材质分为四大类,即有机材料(如木、竹、骨、角等)制成的工具、石农具、青铜农具和铁制农具。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批木制与骨制的农工具。石质农工具见于各种先秦遗址中。形成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有《中国原始社会生产工具试探》、《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综述》、《仰韶文化时期的农业工具——锄耕农业工具的演变和应用》、《石器生产工具与农业的起源》等等。并已开展了对石工具模拟实验研究和微痕分析研究。青铜农工具发现很少,但学术界对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江西新干大洋洲墓葬中曾有发现。形成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有《中国新石器研究》、《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关于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青铜农具问题》,等等。铁农具应用广泛,考古出土的铁农具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到战国中晚期铁农具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在汉代取代了石农具成为农业生产工具的主体。 由于考古发现的古代农工具以及反映农工具使用的文物资料十分丰富,应用现代科技分析手段对农工具的研究也已展开,为进一步探明古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农工具的产生、演变及其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预期这项课题的开展,将会成为阐释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方面最为形象生动的成果,并以予充分的展示。 探明古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农工具产生、演变及其发展,主要涉及到约距今1万年前后至明清时期1万多年来的各种农业工具的发明与使用,涉及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至明清的历史时期考古的全部资料,资料量极大。还涉及到农史研究中对农工具作用、意义的研究认识。对石质工具的认识,涉及到模拟试验、微痕分析等现代科技研究手段的应用;对金属农工具的研究,涉及到青铜农具、铁农具的冶炼制造的古代科技。对汉代以来发明的一些动力利用、机具改进的农工具,以及一些在古代农书中记述的农具,还有待发现新的实物标本,以便更形象地说明这些农具的最初的发明创造与使用情况。8. 探明与古代农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及其气候科技的形成与发展 学术意义 观天象授农时,是原始农业发展的产物,而天文历法及其气候科技的形成与发展又为古代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天文历法及其气象科技是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的重要内容之一。相传,我国尧舜时期就已注意到观天象对发展农业的重要作用,这应是我国文明社会形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夏商周三代及秦汉以降至明清历代,因为重视农业、以农为本,所以对天文历法及其气候科技尤为重视,因而使其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并以其重大的成就,在世界农业气象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往对我国古代天文历法及其气象科技的研究,主要以文献记载为主,实物研究大都局限于东汉以后,对东汉以前的天文历法及其气象科技研究,较为薄弱,需要加强从考古学角度的研究探索。所以,探明与古代农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及其气象科技的形成与发展,是阐释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古代农业经济与文明社会形成及其发展的重大学术课题。 研究的现状及问题 迄今为止,已形成的有关古代农业方面的天文历法气候科技研究成果,有《气象与农业之关系》、《农业气象学》、《农业气象之内容及其研究述要》、《中国气象史》、《中华气象学史》、《天文考古学》等。“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在古代天文历法气候科技方面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形成许多成果,为进一步探索观象授时等与古代农业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及其气候科技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农作物的种植及其发展与天文历法及其气候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在原始农业发展阶段,是参照自然物候变化确定农时,依据天文、气候现象划分季节、节气。经过农业生产的长期实践,逐步形成了“春播、夏耘、秋收、冬藏”的概念。殷墟甲骨文中有农时和天气现象的记载,《夏小正》已经初步形成一部物候历。古文献传说尧时观象授时。这些都说明与中国古代农业有着密切关系的天文历法及其气候科学技术很早就已形成。但是,目前要以发现的实物资料去证实,却十分困难。尽管如此,考古学发现研究的一些现象已为殷墟之前的天文历法与气候科学技术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线索,今后需要全部梳理分析已发现的所有考古学资料,扩大探索的线索,更重要的是发掘发现新的实物资料以便获得突破。研究殷墟及其之后的与农业有关的天文历法及其气候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也面临着进一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以便充分地证实,同时还要深入分析有关的文献记载。 解决这一课题需要考古学、古天文气候学、古文字文献学等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预期今后在这方面的探索,在与古代农业有关的天文历法及其气候科技形成方面有望获得突破,而在与古代农业有关的天文历法及其气候科技的发展方面,将会形成更为系统的研究成果。9. 建设古代农田遗址博物馆、农业聚落址博物馆 学术意义 农业田地,是农业的根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状态的农业,形成了不同形式、不同特点的农田。农田的产生,本身即是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的一项重要内容。 古代的农田,都湮埋于地下,而且不易发现。目前在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长江中游的湖南等省区已先后发现了距今五六千年及四千多年的稻田。这些稻田的形态各异,特征有别,充分显示了原始农业发展的多种特点。但是目前考古发掘揭示的史前时期原始农业的稻田,十分有限,历史时期的农田尚未发现。因此,今后应花大力气考察、发掘古代农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多个代表不同发展阶段和特点的农田遗址博物馆,以直观的遗迹、遗物阐释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农业聚落是农业经济的产物,也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最根本的条件,大部分与农业技术发明创造有关的事物都是在农业聚落中发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形成有不同特征的聚落。从农业与聚落的关系角度分析,农业聚落也是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的一项内容。 古代的农业聚落,尤其是原始农业的聚落,在我国已发掘了上千处,年代最早的达到距今8000年前。但揭示的完整的聚落并不多,仅有距今约6000多年的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聚落、距今4600年前的安徽蒙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聚落等可数的几处。历史时期的农业聚落发掘的更少,全面揭露的几乎没有。影响了对古代农业经济及其技术发明创造的整体认识。今后,应加大这方面的研究,揭示不同发展阶段的完整的农业聚落,以研究古代农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聚落形态的特征,及其农业技术发明创造的内涵,并建立博物馆予以充分与有效的展示。 所以,建立古代农田遗址博物馆、农业聚落址博物馆,是阐释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的必要方式与手段,也是研究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的重大课题之一。研究的现状及问题 建设古代农田遗址博物馆,首先要发现古代农田遗址,包括各种农业经济发展阶段的农田遗址,并选择其具有代表性的农田遗址,建设几个说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农田遗址博物馆,以实物说明古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农田的形成特征及其发展特点,进而说明与其有关的农业技术发明创造。发现农田遗址,涉及到考古学、土壤学、农学、植物学等多学科的合作研究。而建设农田遗址博物馆,还需建设经费的投入。 建设农业聚落址博物馆,首先要全面发掘有代表性的农业聚落址,包括各个农业经济发展阶段的农业聚落址,并选择其具有代表性的农业聚落,建设几个说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聚落址博物馆,以此说明古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聚落的形态特征及其发展特点,进而从农业经济社会的基层单位的形态结构内涵的发展说明与其有关的农业技术发明创造。发掘古代农业聚落址涉及考古学以及与考古学发掘研究有关的各种现代自然科学,如植物学、动物学、环境学、地学、年代学等。而建设几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聚落址博物馆,则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参与组织落实,以及建设经费的投入。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古代农田遗址博物馆。然而我国已发现了距今6000年至4000年的古稻田。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汤家岗文化至大溪文化时期的稻田,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的稻田,积累了发掘与分析的经验,为今后发现更多的古稻田提供了先例条件,为建设古代农田遗址博物馆奠定了基础。因此,今后建设古代农田遗址博物馆是可行的。 农业聚落址博物馆,在国内外都有建立。但我国已建立的主要是半坡遗址博物馆,现在的半坡遗址博物馆仅是原聚落址的一部分,而不是全貌。考古发掘的农业聚落址,比较全面揭露的主要有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等。现尚保存在地下的完整的农业聚落址应是为数不少的。我国有建立遗址博物馆的基础与经验,又有完整的农业聚落址保存于地下,所以今后有条件、有能力建设完整的农业聚落址博物馆。 以上提出的九项课题,是阐明、展示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的最重要的课题,也是我国古代农业发展史、文化与文明发展史研究解决的重大学术课题。这九项课题,在内涵上既各自分明,独立成单元,可以分别进行、研究解决;又有密切的联系,可以互相补充、证实说明,以便更充分地反映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的整体状况。由此形成一项系统的项目工程。而提出的有关难点与问题,仅仅是宏观上的一些认识与思考,在具体的研究实施中,还有许多具体的技术难点和问题,需实施研究的研究人员做更细微的分析与研究,以便很好地解决问题,全面阐明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发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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